在共和国60年生日前夕，全国上下一片红旗飘飘，赞颂和回忆伟大祖国成长60年是多么不容易。确实，把80年代之前的内容拿来做今昔对比，很让人有美好的感觉。而自从小平同志一挥手，全国上下开始大跨步的进入市场经济节奏之后，情形似乎就不像以前那么纯朴可爱了。

”纯朴“这个词，是人们多久没体会过的感觉？还记得上次农民兄弟对你微笑是何时么？还记得"拾金不昧","尊老爱幼"这些词最近何时在你生活身边见过实际行动么？你最近一次发自肺腑的快乐又是什么时候呢？你有没有感觉到，收入和生活水平节节看涨，但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不快乐，不满足，不安全感？

在西方国家已经通过几次经济危机证明了单纯市场经济的无效性，并努力学习和实践中国政府成功的参与宏观管理这一方法时，中国自己反而渐渐的开始任凭市场自由规律无情的折磨平民百姓，不加控制的让既得利益者们肆意的占有更多的资源和利益，让人们之间产生强烈的竞争，为了生存，互相残杀～仿佛真成了奥威尔先生1945年笔下《动物庄园》里所预见到的场景一模一样。我不否认政府的努力和缓慢的变化，但对于现在这个时代，面对一些早已被世界公认的“前车之鉴”，有些错误是不是可以不用在中国重演？譬如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残酷？我不得不略带讽刺的说：中国正在超越欧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

而我的呼喊再怎样都显得苍白无力，毫无用处，因为我的观点无法直接带给他人更好的物质生活。不带来利益的观点，在资本主义机制中就是毫无用处的呻吟----尤其是当我发现了另外一个情况后：市场化的思维深入人心以后，国家其实也已经无法控制人们思想和精神层面的市场化了。不知不觉中，被社会和周围人公认的“平均”标准忽然已经上升到对中产阶级吃力、对普通人难以企及的地步。其实，国家也在照顾百姓，在拿走年轻人交的养老金贴补老龄化社会漏洞的同时，也尽力通过政策安置年轻人。而很多年轻人们可不是吃软饭的，多少年轻人能领这个情我不晓得，只感觉在地铁里，公车上，饭馆里，电话中...不绝于耳的声音总在绕梁三日：住经济适用房那是对自己的摧残；要买就买高档商品房，要和名人有钱人作邻居，这样才不会一代比一代穷；要买好车；要把孩子送到上双语学校、私立学校...只有做到这些, 才算过上了“幸福”“有保障”的日子，才能让下一代比自己更强。

而我想说明的是，当人们终于历经千辛万苦爬上了这些“至高点”后，心里的满足感也许比现在更少了。这就是不丹国王大力推行的国民幸福指数(GNH)概念。他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包括科学技术的种种好处）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

另外，摘抄一段格雷戈·伊斯特布鲁克先生在《幸福为什么越来越少》的文章中叙述的同类观点和论据。

“假如你用铅笔和方格纸绘制一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美民众生活变化的线图，你会发现所绘制的曲线多呈向上的走势。可以说几乎每一项体现社会福利的客观指数，如人均收入、‘实际’收入水平、人均寿命、住房面积、小汽车的人均拥有量、每年拨打 的电话次数、每年旅行的次数、所获得的最高学位、智商分数等都在提高。然而，当我们转至人们的内心，幸福指数在近50年来没有任何增长，认为自己‘.非常 幸福’的人口比例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一直在下降，欧美人拥有的一切都在增多，只有幸福除外。几乎所有的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好，但人们却没有觉的更幸福。 社会进步中的这一悖论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他们开始研究“幸福”或“主观幸福感”这个课题。

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兰研究发现，在1950年，约 60%的美国人说自己是幸福的，此后这个比例除偶尔起伏之外几乎没有大变动，同时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美国人的比例却由1950年的7.5%降至今天的 6%，而且还在继续下降。最突出的变化是抑郁症患者增多，此外还有数百万人虽然没有明显的抑郁症状，却感受不到生命应有的快乐与满足。” “金钱和物质与幸福感仅略微相关—— 几乎所有有关幸福的研究都支持这一基本结论。

市场经济的概念深入每个中国人内心之后，结果似乎已大大超出了"总设计师"当初只想繁荣经济的构想。人们的思想和精神状态，如脱缰的野马一般，任由人性中的欲望、贪婪、嫉妒、攀比等负面成分所主宰。在一个以“金钱、名誉、社会地位”为"成功"的主要评判标准的社会里，人们靠与他人的比对来确认自己的位置，像茫茫大海上寻求浮标参照物一样，得到继续前行的方向指引和动力。社会标准的缺失，源于市场化的过度深入，也同时导致了更深度的市场化。

也许很多中国人会耻笑那些研究成果，不相信中国的抑郁症病人会增加，不相信自己的想法应当被归类为“贪婪”，不相信自己有了房子车子外国旅游以及所有西方人有的东西之后，还会不快乐？甚至，反而有人会觉得，是那些不希望中国变强大的别有用心者让我们放弃发展的"谬论"...而相信这是事物发展必然规律的人们呢，也只能无奈的跟随，用逃避和娱乐来换取一份心灵的平静，觉得自己像尘埃一样跟随社会大潮漂下去也就好了。

当然，也许我的想法过于悲观，我相信也有不少人抱有同样的想法。但社会的悖论恰恰在此：知识分子和研究者们，永远都不会成为引领社会发生根本变化的人，只能是启发或证明者。因为通常这些人敏感，有创造性，但缺乏百折不挠的实干精神，不具备引发变革的勇气。从某种角度来说，这场变了味儿的”市场经济“大变革，也只能等到这个问题影响到既得利益者们顺利获取自身利益时，才有可能扭转方向。

除了等待和写下这些，我现在最希望自己拥有的，就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那份儿气概，踏踏实实做点事儿。等做好了，有机会发言了，我肯定要发言。